原标题：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门槛，职场歧视的魔咒是该打破

文丨杜虎

据媒体3月7日报道，全国人大代表、编剧蒋胜男建议，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。她表示，35岁是一个人做事业最好的黄金年华，也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，上有老下有小。很多35岁以上者在二次就业时遇到年龄歧视。工作不应该有这种歧视，最重要的是看人的能力和认真工作的态度。

蒋代表本次两会提出了不少建议，比如坚决禁止商业代孕，将组织的中介列为刑事犯罪，要明确离婚抢夺子女的司法解释等，加上这条对公考的建议，尽管有些建议引发了争议，但这些恰恰佐证了她作为一位明星代表的价值。取消公考的35岁门槛，道理很简单，好处很多，服务型政府当认真考虑。

公考设定了35岁的报考门槛，放在干部年轻化的历史中看，曾有它的积极意义。在一个学历人才相对匮乏的年代，作出这样的设定可以强制性地实现公务员队伍的年轻化比重。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，特别是社会多元化的提升，国民素质有了全面的进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仍坚持35岁门槛就显得片面了。

取消35岁这一门槛，最重要的标杆意义是政府能做表率，率先打破职场中早已固定的年龄歧视，为企事业单位的招聘树立榜样，促进职场专注于人的能力，而不是其他。这些年来，不缺乏打破年龄歧视的堂皇论调，但真正行动的很少，导致政治正确的口号与实际状况脱节，蒋代表建议公考“破冰”，这很好。

在35岁这一职场生死线面前，无论是个人、企业、社会还是政府，都输出了诸多违反合理状态的现实。作为个人的员工不敢结婚生子，企业“一刀切”地对待超龄员工，令“35岁+”员工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生存负担。当政府为生育率下降费劲思量时，政策工具仍局限在35岁的标准下原地踏步。

35岁成为一代一代都要面对的红线约束，在事实上阻断了一个人合理的职业规划，导致职场生活都要在这一限定下经受巨大的波动，甚至是一个必定要到来的挫折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已成事实的全民心态和年龄诅咒。既然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，就应该改变，而公考率先打破35岁魔咒可以先行先试。

一个让人费解的事实是，“35岁+”正是阅历和经验全面丰沛的开始，却仅仅因年龄限制被归入“落伍者”行列，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。就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来说，既任由35年龄限制的存在，又同时鼓励延迟退休，这是政策的内在矛盾。一个人不想成为公务员与因为过了35岁成不了公务员，这是两个概念。

进一步说，如果放在人力资源这一大的坐标下衡量，蒋代表取消公考35岁门槛的建议，显示出一系列有关人力资源新政亟待建立统一的基础。只有真正打破这一年龄限制，公务员只进不出的终身制才能打破，公务员和社会企业人员的双轨制才能破解，延迟退休制度才能逐渐在一个正常的人力市场上运行。

你让一个人在35岁时被迫承受莫名的年龄歧视，无形中宣告其在职场的“社会性死亡”。同时，又设定这样那样的年龄限制，让他/她无法进入新的领域就业，却鼓励他们“延迟退休”，相互冲突的年龄限制、人力政策和社会现实构成庞杂的压力，降临到一个人、一个家庭身上，最终都会让社会付出代价。

单个看人力政策，似乎都很好，比如延迟退休政策。且不说延迟退休涉及到双轨制的公平问题，单单就延迟退休的前提来说，得有工可做才行吧。可是有35岁的年龄限制，就会有40岁、45岁、50岁、55岁的年龄限制，职场上全是年龄歧视，就业举步维艰，无业或少业又如何“延迟”退休呢?

最近一两年，有关人力资源的种种怪现状(譬如放开二胎并没有显著提高生育率)激起了广泛的讨论，人力资源的新政策以可见的迫切感显现着社会焦虑，但不去检讨现实，以为只做加法就能在国家层面上解决人力资源的问题，恐怕是很难遂愿的。取消35岁公考门槛，实际上强调了这一基本要求。

当然，蒋胜男的建议不仅是政策倡导，也涉及到公考中早已固定下来的年龄设定及其背后的决策思路，要改起来绝对不是容易的事。好就好在，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都在经受“未有之变局”，体制内外的人力政策要因应变化，就不能固守成例。公考的35岁门槛相当于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，它倒下才能破除更多门槛，打开更多扇门。